永远的忻师
李俊德
忻师，忻州师范学校的简称，在忻州地区范围内，没有人不知道她。原因一是她的弟子太多，二是她弟子的再传弟子太多，你想，一个专门培养教师的学校，她的学生虽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成了教师，至少百分之九十的人要当教师，一个当教师的，三十年来教过多少学生啊，而且相当一部分，往后还要教十年书才离开教师岗位。忻师当时只是一所中专学校，目标是培养小学教师，但统招统分，毕业包分配。教小学的全部分在地区小学、县城小学，占所有毕业生百分之八十的分到全区各县乡镇府所在地教了初中，还有极少数拔高到了高中当了老师。
（忻州师范63班毕业照，四排左九为作者）
我是1981年进入忻州师范学校的，我们这一届是面向初中毕业生招取的第一届师范生，学制三年，同时入学的还有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学制二年的师范生，从在职民办教师中招收的学制一年的师范生。1981年，同时从初中、高中、民办教师中招生，是颇为奇特的现象，也许在共和国教育史上是仅有的一年。可以看出，当时百废俱兴的中国农村教育是多么缺乏师资。
几回梦里回校园
在忻师的三年，正是我们充满梦想的时代，大多数同学都从16岁走向19岁。当我们从1981年9月开学走进忻师校园，到1984年7月离开这个校园以后，这个校园的课堂，这个校园的老师，这个校园的同学，以及上课的场景，操场上的锻炼，饭厅里的分饭，宿舍里的高低床，图书馆前边的果园，小卖部旁边的校办工厂等等，都在夜深人静，酣然入睡的时刻，数不清几次闯入我的梦乡。几回梦里回校园，醒来时总会静静地想上一会，睁开眼看看沉沉的夜幕，没有灯，没有星星，但我却能穿透时空的幕障，清晰地看到我忻师的校园，那教室，那宿舍，那满园的苹果树，还有那操场上白灰溜出的跑道。
我想，忻师校园闯入忻师人的梦境，不仅是我，我敢大胆地猜测，没有一个忻师人没梦到过母校忻师。这是在离开忻师20年节点上聚会时，特意公开询问过我的同学的一个问题。在稍稍短暂的沉寂后，得到了聚会的40多位同学长时间掌声的回答，那时我看到好多个女同学不停地擦拭眼角流出的泪水。
忻师校园，位于忻州市新建路西一个小巷里，再往西，是忻州农机学校，西南是忻州卫校，西北长征路上有忻师附属小学长征路小学。忻师、卫校、农机学校，是1980年代忻州人向往的学校，进入这几所学校，毕业时就会走向由国家安排的工作岗位。
我们校园的大门，坐北朝南，大门两侧白墙上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的宋体字，是我们离校后的1985年才写上的。那时候除了晚上，大门好像永远静静地敞开着，在深深的小巷里，校门几乎不会有汽车出入，进出的只有自行车和徒步匆匆的老师、校工。进的这两扇用钢筋焊接的大门，迎面是个用砖砌出的椭圆小花坛。深冬和初春，枯萎的野菊花被连接不断的寒风一次又一次招呼着，把花籽和枯叶摇落在泥土中。仲夏和深秋，五颜六色的野菊花摇摆着细而长的身茎，对迈入校门的人一视同仁的点头鞠躬，绽放着精致的圆圆的彩色笑涡。花圃后面，是一排青砖小平房，房顶跟着普通民居不一样，挑高的出檐宽而大，也并没有写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之类标语口号。这些房子，进校之后我们都进过去，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科目的实验室。花圃东西两侧，是由笔直的白杨树、婆娑的槐树，婀娜的柳树组成的长长甬道，走几步，还夹杂着不多的几棵丁香树，洁白的丁香树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幽香味，正好暗暗契合着那个时代为人师表所追求的美德。
先从东边长长的树荫通道起，最南边是由木栅栏组成围墙的一个小巧玲珑的幼儿园。西面向着甬道，开着一个小小的木门，五六间平房，五六十个蹦蹦跳跳的小朋友。蝴蝶常用轻盈的舞姿给他们示范，蜜蜂常用甜蜜的声音为他们唱歌。夏天，树荫浓密，木栅栏墙间红的花、白的花、绿的叶、密密匝匝,大有草舍柴门花儿盛开之感.幼儿园的小朋友，春夏之季，经常在院子里树荫下嬉戏，小黑板挂在树干上，小木马、沙滩，自然而然地排列着，树为之荫，花为之笑。课间操后有十分钟空余时间，许多同学从操场出来，凭栏围看幼儿园，记得我曾写了一篇文章，说想我们师范生有成人的烦恼，看小朋友之快乐，感慨道：“但愿小朋友不要快快长大，让小朋友永远快乐，”我的语文老师王俊良先生给我批语道：“少年不知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矫情！望以后不写虚假造作之情。”戳穿了我的把戏，说的我满脸通红羞愧难当。
我们毕业前不久，这个幼儿园搬到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地方。这个幼儿园如童话般的环境，令我们这些将要当老师的人，生出了万般的神往。这里的小朋友如小天鹅、小公主、小王子，即使是灰姑娘想来也是游戏一时，装扮出来的。距今正好30年，那时的小朋友也刚三十二、三岁，你们还记得那童话般的幼儿小乐园吗？
幼儿园之北，是一片大而阔的果园，她的围墙，在东是长长的砖墙，在西、在北，都是柳树、杨树、槐树、丁香树围成的栅栏。在果园挂满苹果、梨的时候，我们真希望能走进去。还真的，三年来我们曾两次走进这个果园，都是校工让我们相邻几个宿舍的同学去摘苹果，这个机缘是因校工和我们的一位同学是老乡。记得那是深秋，晚饭后，我们接到通知，进果园摘苹果、摘梨。不多时，不知不觉已摘满了几大筐，月亮出来了，树影绰绰，月光被树枝树叶分割成片、成团，有形状，也有分量，成絮状地充满在树枝和同学们之间。月色温润，静静的树丛中，原先还在偷偷摸摸品尝的同学们，都在忙里偷闲地往嘴里送苹果或梨，被月光的乳白圣洁，全都照出了真相。大家索性不藏不躲，就着月光吃起了苹果、梨儿。三颗梨儿、两颗苹果，许多同学都藏在裤子口袋里带回了宿舍。其实，与其说是藏，不如说是拿，与其说是拿，不如说是送。只是校工鼓励大家稍稍拿几个罢了。80后、90后永远不会体会到,吃几颗苹果,还值得这么高兴，哪知道那时吃上三颗、两颗苹果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普通人家除了中秋节吃几颗苹果外，平时都是难得一见啊！当第二天午饭时，每个同学分到一颗苹果或一颗梨时，我们都为我们的优惠而高兴万分呢！
果园正北有过一个校办工厂，有五六个工人，由物理老师管理，生产电表之类小电器产品，上物理课时老师领我们参观过。再往北有一个小卖部，小卖部东侧，是图书馆。小卖部卖文具，我们最关心的是扭丝饼、糖饼，一毛二分钱一个，图书馆只有两个窗口向外借书、还书，没有阅览室。借书1人1次只能借1本，2个星期必须还。
小卖部、图书馆往北就是五排平房，前四排是学生宿舍，住男生，后一排住老师。
果园、校办工厂、小卖部、图书馆、宿舍，依次从南往北，它们东面就是操场，操场足够大，足够长，一个大大的长方形。操场没有橡胶跑道，跑道只是用石灰水洒出来的环形大圈，沙土面光滑、平坦。分别用石灰水标出100m，800m，1000m，然后算出几圈是几万米。如果说我们的校内幼儿园是童话世界，那我们的操场就是神话世界。通过精心排布，不变的空间，固定的场地，竟同时容纳了足球场和篮球场。中心是南北朝向各有一个门的足球场。足球场内也是沙土，没有草坪，绿色来自操场南边的果园，只向东，跑道边有零星的几棵树。东西向，又从中截取出两个篮球场，篮板东西各两个，与南北向的足球场交错使用。球队训练，篮球足球队交替使用球场，遇有比赛，专场专用。一般训练篮球在西半场打半场并不影响足球训练。操场西面，是排球场，那时中国女排正是辉煌的时候，同学们跃跃欲试，打上三下两下排球，学习“铁榔头”，学做“天安门城墙”。操场最北边，是单杠、双杠，晚自习洗漱后，三三两两的同学在单杠、双杠上试试身手，是习以为常的。排球、足球、篮球建有校队，我们班的李俊林是足球队员，下午训练后上晚自习，老比划怎么踢球、怎么过人、怎么传球，还拿来本本在纸上划，比划如何持球而不越位。
每年一次的校园运动会，操场是主战场。我必去观赏的是接力赛，既要跑的快，还的预先做好起步，做好配合，围观者喊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扣人心弦、激动人心。
这是校园东甬道的排布，西甬道比较简单，面积跟东面差不多大，只是从南往北依次是果园，师专宿舍、师专教室、教室宿舍、师范女生宿舍。
大门正北的建筑，从南到北依次是花坛，实验室，实验室后面是校内唯一的高大四层建筑——教学楼。教室、教研室、教务处全在这个楼上，3个年级，初中中师6个班，高中中师2个班，民办中师2个班，井然有序，并不拥挤。楼的后门有2个水泥台阶，是课余时间师生们练打乒乓球的球台。我们班的班主任王俊良，64班班主任徐应贤老师就经常和同学们打乒乓球。王老师擅长拉长球，打球姿态优雅，球也打得悠长，常常获得同学们的掌声，善于表达感情的女同学更是惊讶的咿咿呀呀赞声不绝，羡慕不已。
教育楼北面正对的是大饭厅，两个建筑之间开阔，说是饭厅，兼有会议，文娱比赛功能。有一年下雪，正在进行的篮球比赛就从户外移到饭厅继续比赛，我和闫七贤同学，曾趴在大厅外边窗台上，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。
这就是我们校园，1981——1984年的忻师校园。
那时我们的校园，感觉不是很大，也不是很小，她恰好把我们全部从容的装了进去，既不拥挤、也不空旷，是那样的恰如其分。她是那个时代的校园的一个标本，实用、朴素、自然、齐全。同我20年、30年后将要见到的校园相比，实在是太小，太矮，没有装饰打扮，没有华贵气质。我想，我们那时的忻师校园，就如同乡下一个健康整洁，生机勃勃，不施粉饰，素面酡颜的小姑娘。而时至20年、30年，诸多大学校园里千篇一律的雄伟庄严，形式大于内容的虚张声势，很像一个没有户籍、珠光宝气的城市流浪女。因此，忻师校园，以他质朴的面貌，独特的风姿，留在忻师人的记忆里，出现在忻师人的梦境里。
今生再无此饭香
饥饿，是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忻师生活给我们的磨炼和赏赐，也因为饥饿，我们对当时的饭菜有着深刻的记忆。
我们住宿集中，分组吃饭。一个宿舍5张高低床，进门，右手左手各一床，对面2张床，迎窗户放1床，紧挨着窗户下摆一条长形桌。桌下放饭桶一只，水桶一只，笸箩一个。各人一碗一筷或一匙，放长桌抽屉内，洗脸盆放各人床下。因一宿舍内10人居住，吃饭便大多10人分为一组，每2人轮流打饭一周。早饭一人拿菜桶打稀饭，笸箩盛玉米馒头，另1人拿水桶打开水用来洗碗筷。早饭偶有白菜，便先用打开水桶盛稀饭，分毕稀饭再去打水。午饭一人用菜桶打菜，笸箩盛白面馒头、盛大米盛高粱红面，1人仍用桶打开水来喝。晚饭或菜、馒头、高粱面或白面面条，一日三餐、大抵如此。星期日就换成了两顿饭，不上课和不上工一样。我家乡农村春秋耕种，一日三餐，秋后农闲，一日也是两顿，其本意都是为了节省粮食。常言道“穷老师饿学生”、每到周日，同学们一般睡懒觉，为的就是在甜美的梦乡中掩饰对早餐的需求。
早饭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程序，就如同上了数学课，下一节要上物理课、化学课一样，上了音乐课后一节要学教学法一样，当时感觉不出早饭有什么特别味道。一桶稀饭分到10个碗里，每人两个金黄金黄的玉米面馒头，或者5寸长的一节红高粱面河捞。三年的忻师生活，这个早饭内容恐怕最经得起时光磨蚀，最称得上坚贞不屈，颇有神女千年容颜未改之感。说实话，那早饭，就是为了上午上课不饿，没有同学会赞美玉米面馒头香甜，外观金黄金黄，或如20年以后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般美感。红高粱面呢，着实难以下咽，粗糙无味，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吃到肚子里，让他完成这个上午不饿的使命。山西作家王祥夫在《美丽的高粱》里写道：“高粱米好吃不好吃？说句对高粱不尊敬的话：不好吃！高粱面好吃不好吃，再说一句对高粱面不尊敬的话：不好吃！高粱面蒸的饽饽是一个死硬死硬的团子，亮金金、硬邦邦，让我望而生畏，我永远不要吃它。”王祥夫的话，对于在那个年代常吃高粱面、玉米面的人来说是真理、是知音。以至于过了20年后，忽然时兴起吃高粱面，忻州城里、静乐城里，开了许多家“红面馆”，我也被人拉着去吃红面，但这时的红面已远非当初我们吃的那个红面，这个红面早已降作一种点缀，是大鱼大肉，精炒细蒸，是大快朵颐之后的一种补充、点缀、调配，而且用山蘑、羊肉、西红柿调制出的各种各样的臊子，早已把红面的干涩消融殆尽了。这个红面已不是那个时代的红高粱面了，它只是以忆苦思甜为幌子，来满足人们红烧肉吃腻了，想吃山药蛋的心理罢了。
但我们期盼早饭是玉米面馒头而不是红高粱面，不是说玉米面比红高粱面有一点，哪怕是一点点好的口感。希望早饭是玉米面馒头，是因为早饭如果是红高粱面河捞，早上就吃水煮白菜、山药片、白萝卜片大烩菜，中午的菜就一定是素菜了。只有早饭是玉米面馒头时，午饭肉菜的几率才增大。如果说早饭是单纯为了上午不饿外，午饭除为了下午不饿外，似乎我们对饭菜的香甜就充满着期待，期待在午饭就餐过程中品味享受食物的快感。
午饭的菜有白菜、粉条、豆腐。最好的菜，是在白菜、山药、粉条烩菜里有不大不小、不厚不薄的猪肉片子。半桶烩菜，上面漂满又黄又亮的麻油，香的我们暗暗地咽唾沫，看的我们眼直直的。
饭桶就放在饭厅的地上，地上按全校班组用白线分成块，每个格子里10个，9个不等的学生聚在一起分饭、就餐，那时不懂的长镜头、短镜头，如有一张全景，全校学生就餐的场景也是蔚为壮观的。10个碗围放在菜桶边，10个人又围站在碗的外边，等待值日的同学把菜分到10个碗里。大体上每人够一勺，数量的多寡值日同学大致能掌握好，坏就坏在这肉片的多少不均，谁也无法均匀地把肉片分到10个碗里，肉片多了的，心想这家伙还跟我不错！侧过身子，端高碗，满足地享受美味去了。肉片少了的，心想，这家伙跟我不行！堆着脸一声不啃，心中不平，愤懑地想下一次轮到我值日把勺，你狗日的也别想吃一片肉。记得一次分肉菜，闫七贤同学，先把桶里肉菜搅匀，然后干脆闭上眼睛，到桶里舀起肉菜，再倒到每个碗里，肉多肉少，就凭运气了。少了也不要怨，是自己运气不好，多了也不要感谢，恩怨全靠天！时间久了，同学们也想出分肉菜的好办法了，谁值日掌勺，最后一勺往自己碗里倒。你分的不均，没肉片只剩菜了，那怨不得他人只怨你自己！许多年之后，有人写文章说民主如同分饭，最后一勺菜分给自己，才有可能保证所有成员分享公平。当我读到这个理论家的文章后，不禁会心一笑，感叹原来我们的分饭，竟在这个自然的规则中产生了民主的哲学！看来我们的分饭真了不起啊！
午饭大多是素菜，一周也就两三次肉菜。吃肉菜没规律，所以上午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，值日的一个同学便飞奔下楼，直奔饭厅打菜窗口排队了，等候另一个同学回宿舍取桶。
你想，如果今日中午碰巧吃肉菜，你去晚了，肉菜没有了，那十个同学还不把你恨死了。今日同学或问，怎么会没肉菜了？那时饭厅窗口外面挂着一个大木牌，大木牌上钉着几排钉子，挂着从一号到几十号的小木牌。肉菜和素菜分为两大锅，排到队的同学把代表你那个组的小木牌子递给大师傅，大师傅就喊“12组，10个人”，“21组，9个人”，另3个大师傅分别执掌素菜、肉菜、馒头。好心的大师傅，看同学们很少吃到肉，有时手一松，前边去的组分肉菜稍多一点，后边的就没肉菜可分了。
周日两顿饭，不必到饭厅，可以打回宿舍吃。记得一次周日中午到开饭时间，值日的彭正斋同学睡懒觉不起床，同是睡懒觉的同学恨恨不平，生怕他去迟了，因为周日两顿饭，一般来说会有肉菜，当正斋拿着桶去打菜时，已过打菜时间10多分钟，起床的同学索性又躺下了，知道也打不回多少肉菜了，有的小声嘀咕，说正斋你多睡会儿，我们吃不上肉菜，狗日的！谁知这次却迟的美，美到三年的师范生活仅有此次，美到梦境成真。原来这次打饭去迟了，素菜没有了，只剩下肉菜，大师傅直夸奖正斋迟得好，迟的有福气，一咕脑把留下的肉菜盛了大半桶，直得意的正斋又跑又跳，哼唱着不成调的歌，很响地揣开门：哈哈，你们看！老子今天打得都是肉菜！惊得躺着、坐着的同学跳下床来，赶紧把碗放到地下，正斋也牛气地把肉菜分给每个同学！那次吃饭的情景，没有人能够忘记，全是肉菜，而且比平时多！天下掉下了林妹妹，天下掉下了猪肉片片！吃饭的声音绵长而响亮，神情专注而满足！有人形容读书的香甜，用“我扑在书籍上，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，”在我们看来，应该改成“我扑在书籍上，就像饥饿的人扑在侥幸打来的肉菜上！”这一顿饭，今生难忘，有人说饥饿后的美餐，是人们对美食饱含着最粗暴的渴望！这话对有过饥饿感、渴求美食的人来说，是真理！到2000年以后，生活逐步提高，我吃过许多做成各种样式的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鱼、鸡，但我永远没能找到过那次肉菜的感觉，那美味，那满足，那渴求，也许注定，今生再无此饭香了！
三年的师范生活，我们没有吃过鸡肉、鱼肉，甚至没吃过一星点儿羊肉，蔬菜常是水煮白萝卜。忻州肯定养羊，好像街上的蔬菜店里也没见过卖羊肉的。就连红面、玉茭子面也是定量的。那时我们正长身体，晚上下自习后，饿得睡不着觉，肚里火烧火燎，只得又起身喝口白开水，胃里没存下油水，自然容易饿，越说饿，越觉得饿；越想到饿，就越饿。小卖部有一毛二分钱，二两粮票一个的糖饼，自然是每个同学的向往，但那不是所有同学买得起的奢侈品，买的起的也只在周日买１个，聊以应付周末两顿饭的饥饿之夜。很多年后，写过《辞宴书》的文学大家贾平凹，描述他家没有粮食，吃不上饭时的饥饿感，感叹道“没有粮食，没有钱的饥饿感，和有钱有粮食错过饭时的饥饿感，是有天地之别的。”
虽然红面、玉米面难以下咽，虽然也曾因猪肉片子吃的今世难忘。我们确确实实有过饥饿，但我们还要感谢后勤主任吴贵璋老师。那时，国家每月拨给每个学生15元的伙食费，每月3.5元教材费，就是这每人每月15元的伙食费，在吴贵璋老师的悉心调配下，保证了我们吃得上红面、玉米面、白面、大米，还有那让我们朝思暮想的猪肉。我们虽然有饥饿感，但没有因此误下学习，误下锻炼，到每年暑假、寒假，吴老师会按35天假期，把属于我们每个学生的17.5元伙食费发放到学生手中，这是一位令所有忻师人感念的老师！他没有想一个很容易的名目，把假期伙食费摊入在校时间，而从中有私心杂念。也许那时这样的人很多，也许时下这样的人很珍贵。
后来我读书，特别留意学生们如何吃饭，吃什么饭，有趣的当属丰子恺，在《寄宿舍生活的回忆中》所记述的学生吃饭场面，这个前辈回忆他在杭州师范学校生活时感慨道，“现在回想起来，饭厅里把戏最为可笑”，“青年学生食欲昂进，夹大夹小七八个毛头小伙子，围住一张饭桌，协力对付五只高脚碗里浅零的蔬菜，真有老虎吃蝴蝶之势，蔬菜中整块的肉是难得见面的，一碗菜里露出稀蔬的几根肉丝，或一个蛋边添配一朵肉酱，算是席上的珍品了......倘有一个人大胆地开始向这碗里叉一筷，立刻便有十多只筷子一齐凑集在这碗菜里，八面夹攻，大有置它死命的气概。”
丰子恺先生是16岁进入杭州师范学校的，与我们吃饭分食不同，他们是共食一桌，所以比我们更多了抢食之趣、之忧。场景大同小异，趣味大概如此。
在我们毕业后入学的学弟学妹们，随着国家的富足，逐渐实行了饭票制，可以随意选择素菜、肉菜，也可以随自己的饭量打多打少。他们没有了饥饿，是一种幸福。我们这届师范学生，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是迄今为止，中华民族里最后一批有过饥饿感的人。饥饿折磨过我们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。饥饿给了我们痛感，我们也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多了一些忍耐，多了一份担当的习惯。
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
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
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
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
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
啊
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
携手前进
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
充满阳光
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
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
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
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
啊
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
携手前进
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
这首歌是1979年的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的主题歌，由著名歌唱家于淑珍演唱，整首歌婉转悠扬，如果不把歌中的爱情狭隘地理解为男女之爱，那么可以说，我们三年的忻师生活就是在充满阳光中度过的。实际上，这首歌在师范三年中，几乎每天上午预备铃响起时，会悠扬地从我们这个或那个教室传出，有时是这个班唱完，另一个班便像接力唱一样又重新唱出，有时几个班如同相约好似的，一股脑儿唱起这首歌，末了，隔着楼层，隔着墙壁，好些同学会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我们三年每学期都开有专门音乐课，有老师教歌，识简谱，教琴法，识五线谱，教室摆有风琴，音阶、音调、五线谱，每个同学都能弹能唱，最简单要学会唱他几段曲调，以备考试。擅长弹的女同学像孔开屏一样，在晚自习上会自顾自弹，长歌一曲。弹的好，同学们鼓掌，弹的走了调的，也免不了调皮的揶揄之声。因为是培养小学老师之故，大家几乎能比较熟练地唱出简谱，早自习，可以唱歌，谷建芬《年轻的朋友今天来相会》，让我们憧憬二十年后相会的场景，管桦的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中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”带给我们长远的思绪。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”厚重伤感。王维的《阳关三叠》，一唱三叹；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壮怀激烈，我们还会唱《红河谷》、《老黑奴》、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、《喀秋莎》、《红梅花儿开》。三年的音乐课本三大本，有简谱，有五线谱，选有中外古今名歌名曲，还有薄薄的《琴法》。有音乐细胞的学生们，学的精深，没有音乐细胞的，学个表面，到学校教个唱歌，还是绰绰有余吧。
除了上音乐课，每学期要举行全校大合唱，《祖国颂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歌唱祖国》，全校每个班都参加。有领唱，朗诵，朗诵的豪情满怀，领唱的激情万丈。印象中，独唱有，很少，独奏也有，也很少。我们在音乐课上，唱的千姿百态，但在舞台上唱的雄壮整齐。
我们的学生生活，就这样浸润在歌里，如歌，亦如画如诗。
我们同样有专门的美术课，学素描，学色彩，画苹果，画水杯，也画过石膏像《维纳斯》、《掷铁饼者》。水彩画大都是儿童画，最笨的办法就是依葫芦画瓢，把纸张用铅笔打成格子，按比例画，即便表现不出灵气，但形似方面都可以达标。对线条不敏感的差生，也可以过关。
美术课另外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学写宋体字、黑体字，是预备做老师出黑板报的。经过训练的师范生，黑板上写几个宋体字、黑体字，大概都有几分秀气，就是墙体写个标语，也真的难不倒他们。我师范毕业，分配到县直新建小学，国庆节学校的黑板报就分给我一块，记得我在黑板中间画了4个大气球，气球上分别写“欢”、“度”、“国”、“庆”，整板分上下左右4个版块，抄写几句有关的散文诗歌，就完成了。
书法课每周也排二大节，写柳公权的、颜真卿的多。老师是忻州德高望重的陈友三老先生。现在忻州著名的书法家宫逢春就是一个宿舍的同学，这家伙是个奇人，他写字用右手，但吃饭握筷子却用左手。当时挺纳闷，想不通，现在想来，还想不通，人类未解之谜太多，这个姑且存疑。问他本人，他说，这也是问题？成了书法家的还有我们静乐张京伟，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。宫逢春专门给我写过一幅苏轼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。为此，我和他、刘志恒在忻州高高兴兴谈了一个晚上。
我们那时学普通话，早上自习，人人都在努力用普通话朗读。前二十分钟，教务处麻建理老师、李秉勋老师，打开广播盒子领读。五花八门的方言，经过三年学习，大多字正腔圆，稍差一点是略有县域特色的普通话。实习时到长征路小学讲课，学生反应都挺好。那时，语文老师王俊良先生，静乐的“水”（fu），是他讲课的材料之一，“坐在树底（fu）下，看着一本书（fu）、喝着一杯水（fu），你看舒（fu）不舒（fu）？”后来知道，汾河流域的子民，大多把“水”读成“（fu）”。学习普通话，我们的资料，大多注了汉语拼音，读的多是那个时代的朗诵诗，“春天的后面不是秋，你何必为年龄发愁，”还有长诗《风流歌》，代表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风貌与理想追求，都争先抄在笔记本上，大段大段吟诵：
风流哟，风流，什么是风流？我心中的情思像三春的绿柳；
风流哟，风流，谁不爱风流？我思索的果实像仲秋的石榴。我是一个人，有血，有肉，我有一颗心，会喜，会愁；
我要人的尊严，要心的颖秀，不愿像丑类一般鼠窃狗偷！
我爱松的高洁，爱兰的清幽，决不学苍蝇一样追腥逐臭；
我希望生活过得轰轰烈烈，我期待事业终能有所成就。
我们班的李金华是校广播室的播音员。普通话好的，还有白东红，有一天早自习，，一个特别磁性的声音在大家朗读声中隐隐约约，是教室的广播声？同学忽然都静来，才知道是白东红的声音，毕业后，白东红就以他磁性的嗓音，标准的普通话，改行进入五台广播局当了播音员。
晚自习可以看小说，看小说也叫学习，不叫看闲书。周末，可以下象棋，范静文、徐俊卿、刘鑫是象棋大师，他们宿舍经常摆着一副象棋。
我们也上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、历史，还上教育学、心理学，教学法，但好像这些课都没有给我们以压力，以负担。
教语文的王俊良老师，是一个潇洒的才子。即便是我们男生心中，潇洒这个词也应是分配给王老师的。王老师确实是个才情俱佳的老师，知识渊博，讲得旁证博引，古今中外，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精深，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海洋，真不为过，他是我一生中仰望的知识高峰之一。他给我们讲过郑振铎先生的《海燕》，至今我记得“唧的一声，已从这里稻田上，飞到那边高柳之下了。”他给我们讲深山如何藏古寺，踏青归来如何马蹄香，野流无人如何舟自横。他给我们讲思想，讲笔法，讲意境，他还给我们讲王国维人生治学的三种境界。有一次，正逢学习张海迪之际，全校举办了《学习张海迪做时代的强者》的征文比赛，我写了一篇被王老师选中报学校参赛，其实也就是开始用了些排比句，中间重点写自己生活遭遇之挫折，末尾引用了一位外国思想家关于生活警句。王老师用一节课的时间讲述我的文章，给了较高的评价。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、“汝欲果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，是王老师教给我治学作文的要诀，让我受用终身。
毕业后，我到王老师家看过他，王老师是忻州民盟主委，他两次来过静乐，都和我们同学见过，一次我在外地培训，托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赵利生同学，为王老师带去两条香烟，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深情。赵利生是诗人，他写的诗平实，富有哲趣，出版过一本诗集《我行我思》。
我的地理老师李尚衡先生，是全国地理学会委员，让我至今不忘的是，讲到牵牛织女星时引用的一句古诗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，”声音和情调，宛在眼前。他最大的特点，是画地图，画星座，随手划来，准确无误。历史老师张爱萍，是位女先生，她讲马克思出生年月1818年5月5日是，“一把一把打得资本家呜呜地哭”，恐怕这个记忆是永世不忘的。体育老师刘杰喜欢照相，是北京知青，他后来调回北京，做摄影记者，那年我在一个报纸上见过署名于杰的摄影作品，还特意欣赏一番。另外一个体育老师王海珍，活泼幽默，他考我们引体向上，男生18个及格，我做得不标准，借助腿力，才能引体向上，王老师规定2个不标准动作算一个标准动作，我居然按不标准摆腿引体向上，做36个及格，王老师也一笑通过，其实如我姿势过关者，一个班男生也有五分之一多。我的数学老师郭周萍，人精干利落，现在是师范的副校长，那时很有气质的女团委书记谭变娥老师，我们同学都惊奇谭老师那么年轻就已是校团委书记了，现在谭老师是师范的党委书记。化学老师李增田先生，人长得高大威武，讲课却循循善诱，经常给我们做实验，他教会我们从实验中取得数据，虽是学科实验，但给我们更多的是社会实践的启示。政治老师温良是新毕业的，温良恭俭让，温老师名字起得好，做政治老师是有与生俱来的潜质的。人生观、理想，就在温老师的点化中升华。音乐老师姓白，个高，声音有点哑，但琴弹得好，很能把人们引入歌的意境中。物理老师张福义，讲到得意之处，就停下来迷迷地笑，好像由于情境的感染，有时反而忽略了他讲课的要点。我物理虽学的不好，却有得分的诀窍，等到快要考试时，班长张瑞林和三三两两女同学，就到办公室问张老师问题，顺便借老师的教参书，教案回来，划着红线的知识点，常常是张老师试卷的重点，不知是有意还是习惯，反正至从从女同学处掌握了这一秘密，我物理得分便不发愁了。
好像同学们都没有发愁过考试，偶尔某同学某门功课未过，补考就是了，十大几门功课，有一两门未过，或是对某种知识不感兴趣，或是不敏感，这在当时来看也颇正常。我们当时没有开英语课，我们这届学生也未听说过以后有定居国外的，只是张信芳同学后来到日本进修，回国后曾在师范当了一段日语老师，这是例外。
课间时间，我们要跑下楼，专门上厕所，上午2节课后，中间操时间半小时，做眼保健操，第四套广播体操。我们班在二楼，东面侧门有直开外面的一个楼梯，男同学大都会出这里谈笑一会儿，甚至打打闹闹、推推搡搡，那时我们正看日本电影《追捕》闫七贤同学这时会背大段台词，“杜丘，看着那蓝蓝的天走过去，一直走过去，你会融化在那蓝天里，一直走，不要朝两边看，昭仓下去了，你倒是给跳呀！好，这下有决心了吧？嗯，怎么害怕了？你的腿怎么发抖了？”说着，七贤会把紧靠楼梯扶手的一位同学突然推出去。此时，铃声响了，同学们就在哄堂大笑中走回教室。
那时，学校正响应团中央号召，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，五讲是讲文明、讲礼貌、讲卫生、讲秩序、讲道德，四美是语言美、心灵美、行为美、环境美，三热爱是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中国共产党。这个活动，对那批年轻人理想信念的形成，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我们那时擦玻璃，要擦到透明，先用报纸干擦一遍，把浮土擦掉，然后用湿布擦一遍，把玻璃上附着的脏渍清洗掉，然后反复用报纸擦，玻璃透亮称得上明镜。参加工作后，我用这个要求让学生擦玻璃。每年春节前清理家庭卫生，我都是擦玻璃，复习我擦玻璃的本领，小试身手，窗明几净，我得意我擦玻璃的童子功了得。
忻州师范的学习生活，就这样如歌、如诗、如画，充满阳光，温润而敦厚，质朴而健康。当1990年代某一天，我听到歌唱家尹相杰、于文华《纤夫的爱》，火爆热烈，声嘶力竭，“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，让我亲个够”时，不禁想起了我们忻师生活里的爱情，有吗？有，我记得，我们校园有开满洁白花朵的丁香树，月光如水，树影婆娑，正是谈爱情的好氛围。有，确实也有男女同学此时此刻也许正站在树影谈谈爱情，但你想象不出他们会说什么，怎么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那时怎么歌唱爱情：
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牛羊
白云悠悠彩虹灿灿挂在蓝天上
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
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
年轻人哪我想问一问
可否让我可否让我述说衷肠
年轻人哪希望我能够
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看护牛和羊
临近毕业，我们更参加过一周的生产劳动，到校办农场收割麦子。我们也关心国家、关心政治，女排是我们那时的偶像明星，孙晋芳、铁榔头郎平、天安门城墙周晓兰。1981年、1982年、1984年她们连续取得世界杯女排球赛冠军，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赛冠军、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。我们为他们骄傲、为他们自豪。1984年反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风靡学校，小说中第一次使用中国侵略军进占凉山，颠覆了我们从小认定“侵略”是贬义词的概念，才知道“侵略”是中性词。那时《射雕英雄传》开播，活泼调皮的翁美玲让少男少女们喝彩，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那么乐观的翁美玲会在第二年的1985年自杀身亡。我们第一次听到下海、个体户这些名词，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7个项目中获6个金牌，注定这一代人抚育下一代人时的“李宁”情节，和由此带动“李宁”牌的长达30年心理认同效应。那年，我们看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，认识了山口百惠、三浦友和，幸子头、光夫衫、大岛茂包，走进了我们的生活。那年我们知道了15岁的华裔美国少年秦志斌考取剑桥大学物理系，国内神童班风起云涌。
站在今日的节点上，回望1981—1984年我们的校园生活，理想飞扬，神采自如，正如王蒙《青春万岁》里描述的1950年代，青春激昂，生机勃然：
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们编织你们，
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。
有那小船上的歌笑，月下校园的欢舞，
细雨蒙蒙里踏青，初雪的早晨行军，
还有热烈的争论，跃动的，温暖的心。
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
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去吧，
在生活中我快乐的向前，
多沉重的担子，我都不会发软，
多严峻的战斗我都不会丢脸，
有一天擦完了枪，擦完了机器，擦完了汗，
我想念你们，招呼你们，
并且怀着骄傲，注视着你们。
永远的忻师
我们那时唱过许多歌，以至于我拿起笔来，总想起那时唱过的许多歌，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，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”，在忻师，我们是唱着这首歌憧憬二十年的相聚，梦想二十年后祖国的巨变。二十年后的2004年的某天，我们是唱着这首歌，在忻州某宾馆聚会的，绝大多数同学到了，和所有的同学聚会一样，我们唱歌、举酒杯、诉情思、谈事业，抚今忆往，感慨万千，畅谈我们成家立业之艰辛，分享人生成功喜悦，追忆忻师岁月悠长，精神滋育。我们相约，十年后，2014年，再会！
但这次我们集体爽约了，实际是我们这十年的相会，比前二十年聚会，有了多种机会、多种场合。
我们有时间聊QQ、建QQ群，聊微信、建微信群，当然我们也见面。送孩子到忻州上高中，忻州成了我们相会的大本营。师范附中的武迷英为同学的孩子上学悉心尽力，把同学深情延及到下一代。原平李平伟儿子结婚，为我们聚会提供了平台，看着平伟胸前戴着的大红花，同学们都别样的乐呵，那硕大红花别样红啊。
毕业时，刚接近20岁，30年过去了，我们已年近50岁，50岁人的友情，如同一坛老酒，时日弥久，愈醇愈香。忻师情，已经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从原平平伟家返回，我和张福生、范静文、郝宣平、李秀芳同乘一辆车，一个半小时就回静乐了。路上，说起了我和福生在忻师上学期间的一次回家。
深秋初冬的一个晚上，我和福生搭上了一辆拉满货的大卡车，驾驶室里除了司机和助手，还搭坐着一位买菜的小商贩，我和福生就坐在用帆布包着货物的车厢里，货物满满当当。刺骨的寒风，漆黑的夜晚，汽车就行驶在颠簸的土路上。那时，静乐到忻州和现在一样是89公里，但我们得走上3个半到4个小时，平时我们乘坐公共汽车，中间到牛尾或三交还要停留半个小时左右，名义上是让旅客休息，到牛尾或三交饭店吃一顿饭，实际上是司机和助手为得到小饭店的一顿免费饭食。不管旅客吃多少饭，饭店都要为司机和助手每人吃一碗面，一盘炒鸡蛋，乘客呢，终也要有几个吃几碗面，或买一个饼子，就上饭店一碗面汤。刚出忻州城，我俩就被冷风吹的睁不开眼，黑夜吞没了平时路上扬起的灰尘，路边的山，树，都隐蔽起了本色，被浓重的黑夜裹挟着。我俩尽量把头低下，让高出车厢的驾驶室把风挡住，后来我俩干脆躺在帆布上，把我凑巧拿着回家要换洗的棉被盖上，一人一手攥着被角，一手攥着捆绑货物的绳索，好在绳索交叉在帆布上成网状，遇到爬坡或颠簸，我俩脚也就用力蹬住绳索。三个小时后，我俩在迷迷糊糊中被司机叫醒，说到了静乐城了，司机见我俩盖了个大红被子说：“这两个还行，正好用被子盖住，没有冻着啊。”
秀芳、晋文、宣平听着我们的叙述，看看眼下宽敞快捷的小轿车都笑了，感叹凑巧拿了个被子，要不咋也要把你俩冻成冰棍了！
我们同学之间还因工作便利而见面，原平王春琴的丈夫赵利武在静乐邮电局工作，王春琴来静乐，我们静乐同学就和她夫妻小聚。有一次我在原平开会，春琴、利武携儿女到宾馆看我，我们在原平广场走了一圈。夏夜明净，华灯初上，我说春琴文章写得好，毕业后某一天，在忻州日报上看到过春琴写的一篇文章《逛商店》，大意是说，许多次她领着孩子去商店看琳琅满目的物品，但并不是每一次都给孩子买，目的就是要锻炼孩子，让孩子知道，世间美好的东西太多，有些只能观赏，并不能拥有。
还有一次，我去五台参加现场会，会毕正好周末，晚上我和曲校俊、白东红三人在一起畅谈，我们三是同班同宿舍，说起了宿舍哪件事最难忘，三人忽然相对一视，哄然大笑。
儿童时我们骂小朋友的一句话是“沫唾洗脸，不要B脸”，而我们师范男生互相调侃的一句话是“不要脸，尿洗脸”那时我们买不起更多的脸盆，或者是就没有要买另一只脸盆的想法，床下每人一只脸盆，晚上打回热水，用毛巾擦把脸，然后洗洗脚，洗完脚后，顺势把脸盆连同洗脚水推回各自床底下，夜里小尿，入各自脸盆，不倒洗脚水就是为了不让尿沾在脸盆上，第二天一早开门，各自把和着尿的洗脚水倒入下水道，拿水涮涮脸盆，倒上热水再洗脸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为用“三合一”的脸盆洗脸耿耿于怀，一直到某一天，台湾兴起“喝童子尿”，说喝一杯童子尿，有利于身心健康，这时我才想到，我们用“童子尿”洗脸，早于台湾市民的发现，那时，才对久藏心中的“垒块”释然。
我还去过代县，见过李俊林、杨巧毛。和俊林谈话最多的话题是“李俊花”，“李俊花”不是一个同学的名字，而是四个同学的合称。我和李艳花是同桌，后排是李俊林和李金花，李俊林在我们名字中各取公用“李”、“俊”、“花”，把我们合称为“李俊花”。我和艳花平时说话也就学习之事，俊林和金花内容丰富，一会儿两人一起唱歌，一会儿打架吵嘴，桌上还画出“三八”线，不过她俩吵也快、和也快，过后依旧，没有结果，只有重复。现在学校孩子们大都单桌，“同桌的你”也许成为历史名词，我们同桌的你，也仅仅有名字的机缘，而无最终的果实，单纯而明快，爽朗而愉悦。
（作者及爱人近照）
30年过去了，我们中的大多数，在经历了30年的教书生涯后，还要继续工作10年，这跟现在80后、90后很不相同，80后、90后也许很少有人能工作40年，因为他们大学、硕士、博士毕业后，大都已接近30岁了，作为普通群体，我们将幸运地工作40年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不属空前，或许是绝后，我们1981—1984的忻师生活，有许多珍贵的不可代替的时代特征，我们吃过玉米面、红面，有饥饿感，我们坐过大卡车的车厢，我们生过火炉子，倒过烟筒，我们洗脸、洗脚、小便共用过一个脸盆，我们洗头发时用过香皂、肥皂、洗衣粉，我们的假期领过学校发放的17块5毛钱的伙食补助，我们用“年轻人哪希望我能够，和你一起和你一起看护牛和羊”吟唱过朦胧圣洁的爱情。我们在校时不仅学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、史地，我们也学画画、学唱歌、学普通话，参加校运会，到校办农场劳动，我们的校园没有太多的高楼，树林掩映着幼儿园，果园中隐藏着校办工厂。忻师给了我们知识，滋育了我们精神，在以后的生活里，我们有机会把忻师学到的知识、精神，带到工作中，传给学生，使忻师精神浸透到许多人和许多方面，潜移默化，发扬光大。毕业后同学间的交往，是对忻师生活的回味，也是对忻师精神的探讨。随着时光流逝，愈加弥足珍贵。忻师，魂牵梦绕，精神永在，哦，忻师，我永远的忻师！
作者简介：李俊德，1981年9月至1984年7月在忻州师范学校63班就读。毕业后历任静乐县新建小学、静乐二中、静乐一中教师。期间1987年9月到1989年7月，在山西省教育学院进修。现任静乐县卫生健康体育局局长。曾主编过《静乐民歌》《静乐道情》《静乐民间文学集成》等书籍。作品《文化人的扶贫事》《写意鹅城》被忻州日报社大型文学集成《文化传薪火》收录。《永远的忻师》发表于2019年《五台山》杂志第12期。